青葱岁月，我们一起做过的法事

谨以此文，志念那些如烟明灭的闪亮岁月。

                                                            ——编者

一、这个大爷是庭长

那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法院工作。所学专业却与法律八竿子打不着，担心自己露馅，于是主动要求到乡镇上班。

一大早，匆匆忙忙赶到乡里，四处打听，居然满街的人都不知道法庭在哪里。好不容易碰见个干部模样的人，答曰：“在区公所一楼角落。”沿着区公所一楼黑黢黢的走廊，才在角落里找到一块小木牌，辨认了半天才看清楚“法庭”两个字。

门锁得紧紧的，十点左右，终于看见一个裤腿挽得高高的，穿一双解放鞋的黑瘦老头在吃力地开门。“请问，有没有看见法庭的同志？”我小心翼翼地问。“没看见我在开门吗？“。老头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这下尴尬了，急急忙忙自我介绍，小心翼翼地跟老头进门。

老头拉亮电灯，刺眼的光亮让我好半天才适应过来。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房间，两张木桌，几把椅子，几个黑黢黢的洋瓷缸，一个北京炉，墙角堆满了块煤。这里是法庭？唯一醒目的是另一面墙上的国徽和一个大木箱边上挂的手铐，明白无误的告诉我——没错，这里是法庭。也是我今后十年工作的地方。这个“农村老大爷”，就是我今后五年的庭长和师傅。

二、 终于安居乐业

跟着陈庭长推开区公所办公室的大门，里面的谈笑风生戛然而止。

正中间一位穿着中山装，用水摩丝将头发一根根立起来的中年男子见我们进来，“老陈，你来得正好，回去告诉你们庭里的老谈，今年再带头不交“农特两税、三提五统”，就不再是铲他包谷这么简单了。你们区里的中心工作不参加，会议不参加，不要以为是法院发工资，认为是垂直部门，你们垂直，我可以把你们捶弯……”

后来了解到，庭里老谈的老婆在家务农。当时管这种夫妻一方在单位上班，一方在家务农的家庭称为“半边户”。当年的农村，“农特两税、三提五统”是农户的主要经济负担。

“这是我们新分来的小李，能不能把住宿解决一下？小李，你自己汇报一下把，我办公室还有事，先走了啊。”门一摔，老头子拂袖而去。

一屋的人齐刷刷地看着我，没人让座也没人搭理我，尴尬中忙不停地自我介绍。区委书记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谈起，然后告诫我必须以当地工作为中心，服务一方为主业。见我一直唯唯诺诺地点头，才安排办公室的同志带我到住宿的地方。

在庭长的帮助下，终于将楼梯进口的那个房间打理干净，二尺宽的床将整个房间塞得满满当当，扭头看见里面居然空置了两个大房间。可以住那间啊……”我提醒道。“派出所今年估计要分个人来，预留的。”区公所办公室的干事笑着说。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忙道：“这间也不错……”

晚上，睡在吱吱嘎嘎的木床上，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三、三个庭长的工作秘笈

开庭了，刚好碰上另外两个法庭的庭长过来公干。李庭长部队转业，声音宏亮，大声宣布：“本案由***人民法庭庭长李某某、**人民法庭庭长陈某某、***人民法庭庭长某某组成合议庭……”

为了还原纠纷现场，原告拿起锄头，被告举起木棒，在法庭里比划还原当时纠纷的情景。然后大家围着北京炉，你一圈、我一圈地敬烟，调解开始。“小李，笔录和协议喊大伙签字。”见我的笔录一片空白，庭长拿过去自己重头开始记。在另外两个庭长鄙夷的目光中，喃喃自语：“这是我第一次记录啊，你们比划一番各自展示武功，我怎么记啊？”

下午找了个小饭店，一杯白酒下肚，胆儿也肥了。

“庭长，应该是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不是庭长组成合议庭吧？”

“小屁孩，懂撒？老百姓哪知道审判员？乡里工作，老百姓认的是干部，庭长是干部，知道不？县里下来的哪怕是司机，说话的份量也比我们重。”

不停地敬酒、劝酒，终于从三个老庭长口里套出基层法庭工作的许多要诀：1、逢集必须开门，雷打不动（不赶集的时候老百姓都在家侍弄庄稼，没工夫打官司。）；2、法院那帮大爷下来不许安排吃喝；3、法庭兄弟来访，借钱也要安排最好的；4、区乡工作，跟着走，不许开腔发表意见。

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遵循着几位老庭长留下的秘笈。既完成了本职工作，又没有因过多参与乡政府的事务而精疲力竭。我也懂得了，在乡下工作面对的是基层老百姓，如果按照从书上学来的程序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根本就无法把工作推进下去。

四、二月三十日的加班

上班第二年，全县烟叶大丰收。县里允许艰苦的地方半年报一次下乡补贴、夜班补助。

大伙挺开心的。尤其是我，我工龄最短，工资最低。我一直想着请老陈和老谈搓一顿，以便从他们口里又套出些功夫秘笈，工作起来也就能得心应手。可每个月的工资总是不够花，这下有机会了。

那时的工资普遍不高，各个地方根据县财政的情况发放的补贴成为了除工资外的一大收入来源。

虽然庭里每年的案件不是很多，但下乡办案、夜里加班的情况也还是不少。我盘算着，千万不要漏掉任何一次下乡和加班。特别是老谈这样的“半边户”，家里很困难，如果漏掉了无疑是一笔损失，那就太对不住人了。

填报差旅费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日子都排得满满的。

老陈拿着差旅费报销单走到我跟前说：“小李，你怎么填的？我们三个2月30号都在下乡？在加夜班？你看看日历上有没有2月30号？这下好了，全县上班的都在笑话咱们……”头嗡的一下就大了，庭长啊，我也是为你们好啊，大伙全靠这点补贴家用哪。

很多年后，每次遇到老陈他都会说起我们2月30号下乡、加班的故事，也正是在很多年后，这个故事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笑话。现在流行一句话：“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在我看来，贫穷不仅没有限制想象力，反而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公务员的待遇一直在稳步提高。我们再不必为了几个加班补助绞尽脑汁，2月30号加班似乎也就成了一段有些温度的回忆。

五、大爷，是我在审案呢

“小李，法院下文件了，你是助理审判员了。从明天开始，法院和乡政府你去应酬吧，案件你审我记。要退休了，得罪的人多了，以后上街都没有人搭理。”

老头子说到做到，每次开庭的时候总是抢先把开庭笔录抓在手里，然后笑眯眯地说：“开始吧。”

法庭调查刚刚开始，老头子笔一摔，开始训斥被告，指责原告。这时，无论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耷拉着脑袋，唯唯诺诺，表示对老头子讲的话十分信服。为了强调是我在主持审理案件，我总会找准机会接过话来继续。

“小年轻，嘴上无毛，莫搭白，我们听庭长的。”不知是原告还是被告咕哝道。

庭长啊，说好了的，我是判官啊。但我只有默默地把庭长的笔拿起来继续记。

那时的庭审远不如现在这样规范，但老庭长的威望还是管用的。能调解的，老庭长总能让当事人没脾气，要么当庭和解，要么同意调解结果。如果我们照着法条读给当事人听，当事人也多半听不明白，闹了半天也是鸡同鸭讲，琴对牛弹。只有秉持着法条的精神，用老百姓的语言去和他们交流，才能事半功倍。

六、记忆惊人的郭大姐

那个年代，各个单位都有招待费，虽然招待费不会先打到单位账上，但办法是可以想的，赊账，是最直接的办法，一般到了年底再去餐馆结账。

不过，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郭大姐一纸诉状，将xx站拖欠8000元生活费告上法庭。原、被告都挺熟的，一起抽着烟，喝着茶，围着北京炉，一张一张翻看郭大姐记的账本。

天，全是她自己记的，没人签字，没有事由，只有金额。为了辨别真伪，我挑了一笔八百多的问：“这笔怎么这么高啊？”

“李庭长，这顿饭你参加的，有xx、xx一起吃的……”

“咳咳……咳……”我连忙问另外一笔。

“李庭长，这是xx站加夜班，刚好你和乡政府x主任过来遇上了，一起吃的，忘记了？”

晕，我这判官怎么变成证人了？但仔细回忆起来似乎还真有此事，被告似乎也没有异议。不敢再问了，靠着三寸不烂之舌，迅速组织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郭大姐开个饭馆也不容易，赊了这么多，也难怪郭大姐经营困难。定个时间把赊账都结清了吧……”

郭大姐感激不尽，连声道谢。其实我的背心早就汗湿了。

被告终于按约定的时间清偿了郭大姐的饭钱，我也松了一口气。

自中央的“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公务宴请少了很多。以前那种单位之间你请我，我请你的风气渐渐改观了不少。这不仅保护了干部，也让干群关系融洽得多了。我也不会再因“郭大姐告状”这样的事而汗颜了。

七、别了，那段尴尬与难忘的记忆

时间过去了十几年，司法体制的改革一直有序推进，法庭不再是乡政府的累赘，法官也无需虚报差旅费度日。宽敞明亮的办公楼、审判庭建起来了，法官们不必再待在黑黢黢的办公室里办公，被煤烟呛得眼泪直流。当年审判案件的尴尬已经成为历史，庄严肃穆的审判庭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权威。

我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起来，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法律工作，而我无怨无悔。因为，我的成长，伴随了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我的青春，与司法改革一起走向成熟。

但愿尴尬的过去不再，希望未来充满希望。

猪年，我们法（发）事继续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