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如我对照表”为尺,丈量“如我在诉”之心

       “如我在诉”，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次换位思考、一场自我追问：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希望遇到怎样的法官？我希望得到怎样的裁判？

      2025年春天，我承办了章左明（化名）诉其弟弟与弟媳的保管合同纠纷案。

  148000元，对城市白领或许只是一辆代步车，对年近六旬、未婚未育、工伤致残的章左明来说，那就是压箱底的养老钱、救命钱。

  开庭那天，我看见他把银行流水、保管字据，还有买药的收费单，一张一张，按时间排得整整齐齐，摞成了三叠。那个动作，不像是在交证据，倒像是把自己这大半辈子的指望，都托出来了。

  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就全明白了，“如我在诉”就是“把别人的一生放在自己掌心掂一掂”。

  刘虹翠（化名）夫妇在庭审中反复强调：“钱不是不还，是怕他乱花，再被人骗了”。

  这话听着是为他好，但理不是这个理。钱是章左明的，什么时候要，就得什么时候还。

  为了把账算清楚，我带着原告一笔一笔地对。把那88000元的“证明”和60000元的转账记录做成了一条“时间线”，投在法庭大屏幕上，让谁都看得明明白白。同时，我也让被告说说他们已经还了四万块的事，拿个凭证出来。

  结果，刘虹翠他们拿不出一张条子，也找不出一笔转账记录。她最后眼眶有点红，说了一句：“我们想着是亲兄弟，哪还用得着这些手续。”

  我顺势释明：“理是理，法是法。感情越好，越得用法律当靠山，这样感情才更牢靠。”

  十五天内，148000元一分不少打进章左明账户。老人哽咽：“孙法官，钱回来了，我心里踏实了，敢去医院换药了。”

  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落脚点就是“每一分钱、每一条命、每一寸尊严”。

  案子判了，钱也执行了，但这事还没完。兄弟俩为此翻了脸，成了我心里放不下的一个结。

  为此，我把兄弟俩请到了我们的家事调解室。这里没有高高的法台，只有一张圆桌。

  弟弟章左胜一坐下就诉苦：“法官，我憋屈啊！我替他着想，他倒好，把兄弟情分当买卖了！”

  我没急着讲法律大道理，先给他们倒了杯水，然后给他们看了几张我们去走访时拍的照片——章左明一个人住的老屋，床头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止痛药瓶……章左胜看着看着，就不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说：“法官，我懂了。他不是非要跟我算钱，是心里怕，想要个保障。”

  最后，章左明主动放弃了利息，也答应以后大事小事多跟弟弟、弟媳商量。

  后来我们回访，听说今年清明，兄弟俩已经一块儿去给母亲上了坟。

  这件事让我深信，办案子，判得漂亮不如案结事了。法官，就是得当好解决矛盾的“第一责任人”。

  案子结案后，我把那张手写的“时间线”打印了一份，贴在了办公桌侧面的白板上。左边是章左明一笔笔取钱的日期，右边是刘虹翠夫妇主张“已还四万”的空行——空行里，至今仍没有补上一笔记录。

  每当年轻人来问我“证据标准怎么把握”，我就指给他们看：“空着的这一半，就是当事人给咱们出的一道‘诚信考题’，咱们只有把每一格都填实，判决书才站得住。”

  现在，我把这块白板命名为“如我对照表”，专门留一行空给“假如我是当事人，还缺哪一份证据”。半年下来，大家自发补进去了17份补充材料、9份走访笔录，上诉率降了，自动履行率升了。

  有人笑我“一张破表当传家宝”，我却想起章左明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孙法官，我不是信你，我是信你们身上那身衣服。”衣服不能说话，只能由穿着它的人把承诺说全、把证据说足、把裁判说到人心坎里。

  每当我提笔拟写判决时，就看一眼“如我对照表”，提醒自己：“如我”就是“不忘我是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如我”就是“不忘为了谁”，把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坐标；“如我”就是“不忘依靠谁”，把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方法。